O世纪 8O年代 以来 ，伴随着 国际资本流动中外商直接投资 (FDI)的 日益活跃 ，FDI与经济增长(尤其是发展 中国家)的关系问题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 内容。FDI对于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存在两种效应 ，一是资本积累效应 ，这种效应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之下 ，即 FDI增加了一 国的资本存量 ，从而通过资本积累构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二是技术转移与外溢效应 ，这种效应建立在新增长理论分析框架之下 ，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不同的是 ，新增长理论放弃 了技术进步外生的假定 ，将其 内生化 ，而内生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来源便是 FDI的技术转移与溢出 ，FDI通过外溢效应促进 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进而提高该国的经济增长率。理论上 ，FDI(尤其是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应该存在明显的正效应，但是实证研究结果却并不乐观。发 达 国家 之 间 的 FDI流动存 在 普 遍 的外 溢效 应(Caves，1974；Branstetter，2001)，而发展中 国家 的技术外溢效应却并不 明确 (Alfaro，2003)，一些 国家存在 正 的 外 溢 效 应 (Kokko，1994、1996；sjoholm 1999)，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却缺乏外溢效应证据的支持 ，如 Aitken、Harrison(1999)使用委 内瑞拉公 司数据研究结果发现 FDI对生产率 的净效应 是相当小的，FDI提高 了接受 FDI投资的公司的生产率 ，但是却降低 了委 内瑞拉 国内公 司的生产率 ；Borenszteln、Lee(1998)，Carkovic、Levine(2000)使 用跨 国增长 回归表明，FDI对经济增长的外部正效应并不明显 。FDI效应 实证检验结果 的不一 致表明 ，FDI效应 (尤其是技术溢出)的有效发挥有赖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 ，即东道 国需要 具备一定 的条件 才能促使FDI效应 ，尤其是技术溢出效应由潜在变为现实，这些条件包括东道 国的政策环境 、可用的生产性资产 、人力 资本 水平 、基 础设 施 、制 度 因素等 (Alfaro，2003)。近几年来 ，金融发展因素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强调金融因素在 FDI与经济增长中的联结作 用的理论成为最具活力和最有前沿性的研究领域之本文拟对 国外学者在该领域 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与分析 ，以期为国内相关领域 的研究提供借鉴。
一、金融发展视角 FDI与经 济增 长 的理论 模型构建Jeannine N．Bailliu(20o0)是较早在 资本 流动与经济增长问题 中纳入金融 因素进行研究的学者 ，不过他的国际资本流动并不仅仅针对 FDI。在其“私人资本流动 、金融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一文中，他从理论上探讨了包括 FDI在内的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考察 了国内金融部门在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结作用 。他的理论分析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内生增长模型 (AK)框架之下。边际效用弹性 、劳动投入 、收入的资本份额 、贴现率 FDI、金融部门的发展水平 。 F)是以函数形式表达的开发新资本品的成本 ，即 11= F)，且 0n／0f(F)<0，表明开发新资本 品的成本与 FDI之 间的反 向关系 ；h(H 是以函数形式表达的技术水平 ，即 A=h(H)，且 OA／0h(H)>0，表明技术水平和金融部 门发展之间的正 向关系。
很 明显 ，在 Hermes的模型 中，金融部 门通过技术水平 A而进入模 型，金融部门对经济的作用通过影响技术水平 A而得以实现。FDI的增加会提高产出增长率 ，并且 FDI效应依赖于金融部 门的发展FDI的增加会降低适应新技术的建设成本并提高资产回报率，这会导致储蓄的增加 ，进而提高产出增长率 ，更为重要的是 ，发达的金融体系通过有利于 FDI技术扩散而促进经济增长。
二、 金融发展视角下FDI与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研究
在上述理论模型的基础之上 ，学者们对 FDI通过金融发展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 的分析。Jeannine NB．ailliu认为 ，在封闭条件下 ，国内金融 中介(银行部门)在 AK框架下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影响经济增长 ：一是通过提高储蓄 向投资转化的效率 。转化效率的提高可以降低贷款成本 ，代写职称论文从而提高了储蓄中的用于投资的比率 ，进而提高稳态经济增长率 g。二是通过改善资本的配置效率。金融中介 的发展使银行积累 了许多可行性投资项 目的评估验 ，有利于选择高产 出项 目，另外 ，金融中介通过提供风险共担引导个人投资风险大但收益高的项 目从而把很大比例的储蓄投资于资本边际产 出较高的项 目。资本分配和使用效率的改善导致了资本产出率 A的提高，从而提高了稳态经济增长率 g。这种作用机制也 适用 于包 括 国际资本 流动 的 AK框架Jeannine NB．ailliu进一步提 出，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1)如果私人流人资本可以提高投资率，那么资本流动就可以促进增长 ；(2)如果流人资本 (包括 FDI)的投资产生正的溢出效应 ，那么资本流动也可 以带来增长 ；(3)如果资本流动可以导致国内金融中介 的发展 ，那么积极的增长效应也会产生。在这三种方式 中，Jeannine NBailliu强调 ，国内金融发展对于联结资本 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只要私人资本是通过 国内金融 中介流入 ，那么发达的国内金融体系就可以将外部流人资金有效转化为投资并将其投入到边际产出较高的项 目上 ，进而促进东道 国的经济增长。相 对 而言 ，Jeannine N．Bailliu关 于金 融 发展 FDI和经济增长 的作用机制的分析尚不够深入 ，只是强调了金融发展的重要性 ，在作用机制上还是停留在 FDI与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各 自的层面。Alfaro等人 (2004，2006)则推进了一步 ，他们认为，尽管 FDI在其本质上要依赖于海外资本 ，但是其在东道 国的溢出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国内金融市场通过三种方式发挥作用 ：第一 ，FDI溢出只是局限于无成本地改善劳动力构成是不可能的，为了利用新技术 ，国内企业需要通过重新组织企业结构 、购置新的机器设备 、雇佣的新 的经理 和技能工人等方式改变 日常经营活动 ，而这些都需要资金 的支持 ，尽管企业可 以通过内部融资来获得资金 ，但是如果企业 的现有技术与新技术差距较大 ，那么对于外部融资的需求就会提高 ，而在大部分情况下，国内企业的外部融资受限于国内资源 ，因此 ，国内金融体系健全与否会对外部融资需求产生影响。第二 ，正如 Aflaro(2003)在其构建的理论模型中所表明的 ，金融市场会通过影响潜在企业家的创业行为而影响对 FDI溢出的吸收 ，进而影响经济增 长 ，FDI全新技术的引入不仅会拓宽东道 国国内市场 ，而且也会促进出口市场的发展 ，这种结果的出现需要东道国国内金融市场对企业家创业活动的支持。第三 ，金融体系还会通过 FDI的关联效应(尤其是后 向关联)而影响经济增长 ，为 了获得规模经济 ，即使 FDI后向关联 已存在于提供投人的国内企业中，依然会鼓励新企业的建立 ，这需要东道国金融体系的支持 ，如果金融市场不完善 ，FDI创造后向关联的潜力将会受到严重削弱。第 四，金融市场的关键性前定作用不仅存在于 FDI溢出与关联中，而且在并购 中也存在 ，相当数量的 FDI采用并购形式 ，当外国公司决定是否要在一个与国内经济没有任何联系的领土上从事经营活时，东道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这不仅表现在贷款是否容易获得方面 ，更表现股票市场是否健全 ，功能 良好 的股票市场为企业提供了各种资金来源 ，在联结国内与国外投资者的关系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Hermes、Lensink(2003)认为 ，FDI与金融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是互补的 ，他们 的理论模型的关键假设在于国内金融系统通过技术水平影响 基础上 ，与消费增长率的欧拉条件相结合推导出了经济的稳态 增 长率效率 ，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影响：通过动员储蓄增加用的投资资源 ，通过监管投资项 目，降低信息获得成本 ，从而提高投资效率。国内金融体系越发达，越能更好地动员储蓄 ，有效地监管投资项 目，这些都能促进增长。第二 ，更新或接受新技术的投资项 目比其他项 目更富有风险 ，而金融机构可以降低这种风险，从而促使企业家更新已有技术或接受新技术 ，而且金融机构可以积极的促进技术创新速度 ，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率 。第三 ，FDI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培训效应和关联效应促使国内企业更新 已有技术或接受新技术时需要投资，当需要从银行或股票市场进行外部融资时 ，国内金融系统的发展至少部分地决定了国内企业在多大程度上可 以实现他们 的投资计划 。第 四，发达的国内金融系统有利于外国企业为拓展在东道国的创新活动而举债，而这种创新活动会进一步提高对东道 国的技术溢出范围。而且 ，有些
FDI是直接通过债务或证券投资的形式实现的 ，因此 ，国内金融市场的效用与质量势必会影响 FDI，影响 FDI在东道国的技术扩散 ，如果东道国的金融市场比较发达 ，那么这种扩散会更富有效率。综上 分 析我 们可 以 很明 显地看 到 ，FDI的流人 国的经济增长 ，FDI潜在效应的发挥有赖于一定的前提条件 ，而东道国国内金融发展水平 则 是重要条 件之 一 ，东道 国的金融发 展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效应 、技术创新效应 、产业关联效应以及市场环境优化效应等机制对 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产生影响。
三、 金融发 展视角 下 FDI与经济 增 长的实 证研究近几年关于 FDI与经济增长的文献不仅在理论上探讨了金融发展在 FDI与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及其作用渠道 ，而且很多文献也进行了实证研究。因为实证研究要考察金融发展对于 FDI和经济增长的中介作用 ，所以在众多的实证研究中，计量方程的设定中都使用了金融发展指标和 FDI指标的交叉积项 Herms等人 (2003)使用 1970—1995年期 间 67个亚洲 、拉美和非洲欠发达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于 FDI促进经济增长的前定条件作用。他们使用多元线性回归计量方法 ，运用最小二乘进行估计 ，金融发展采用了银行贷款额／GDP指标替代。为了研究方便 ，解释变量在其计量模型中设定了几类 PCGROWTH=oi￣+31i I+31￣．Mj+31 Z+e其 中 ，PCGROWTH为人均 GDP增长率 ，I、M、Z为三类解释变量向量 ，e为随机误差项。向量 I包括金融理论与实践被已有文献证明对经济增长具有稳健效应的各个变量 M则为其研究 中主要关注的变量 ，即 FDI以及FDI与金融发展指标的交叉积项 ，而向量 Z包括其他的一些控制变量。各种回归结果表明，单独的 FDI变量对 于人均 GDP增长率并不具有显著的直接正效应 ，但是当纳入 FDI与金融发展的交叉积项后 ，交叉积项显著为正 ，而 FDI变量则显著为负 ，这表明 国内金融体 系只有达到某一个最低水平 时 ，FDI对经济增长才会产生正效应 。为 了考察每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发展水平如何 ，Herms等人计算 出了可以导致 FDI总效应为正的金融发展水平的门槛值 ，结果发现 ，在 67个国家的数据集中 ，共有 37个亚洲与拉美国家满足金融发展最低水平 ，因此 FDI总效应为正，而其他的 30个非洲次撒哈拉 国家金融体系缺乏效率 ，所以 FDI总效应为负。为了进一步考察结果 的稳健性 ，Herms等人 使用 了 Sala—i—Martin(1997a，1997b)提 出的稳定性 分析检验(stability analysis tests)。结果表明，在控制变量 的各种组合之下 ，FDI和交叉积项 的系数是非常稳健的，如果国内金融市场是发达的，那么 FDI就能促进经济增长Alfaro(2004)运用 1975—1995年 期间的跨 国数据进行 回归分析 ，回归模型设定为 ：GROWTH=i13o+311FDIi+312(FDIx。FINANCE)i+313FINANCE+iB4CONTR0LS+i 其 中，GROWTH为经济增长变量 ，以实际人均GDP增长率指标衡量 ；FDI为外商直接投资变量 ，以净资本流人衡量 ；FINANCE为金融发展变量 ，Alfaro使用 了 Levine(1993a，1998，2000)等人提出的一系列指标 ，主要包括两大类 ：与银行部门(信贷市场)有关的指标 ，与股票市场(证券市场)有关的指标。与银行部门有关的指标包括 ：用以衡量金融部门规模的金融系统流动性负债 (LLY)——等于 MJGDP；用以衡量商业银行配置社会储蓄程度 的商业银行资产(BT0T)——等于商业银行资产与商业银行加央行资产之和 的比率 ；私人部 门贷款 (PRIVR)——等于金融 中介对私人部 门贷款与 GDP之 比；银行贷款(BANKCR)——等于储蓄货 币银行对私人部门贷款与 GDP之 比。与股票市场有关的指标主要是股票市场流动性 (SVALT)——等于股票交易额与 GDP之比，它衡量了一国金融资源资本化程度。CONTROLS为控制变量 ，包括国内投资 、通货膨胀率 、开放度 、人力资本 、中央政府支出、人 口增长率等。根据金融发展指标数据 的可得性 ，Aflaro使用了两个数据集 ，一个包括 20个经合组织和 51个非 经合组织国家 ，另一个包括 2O个经合组织和 29个
非经合组织 国家 ，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 明：尽管 FDI单独贡献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确 ，但是拥有发达与健全 的金融市场的国家会显著性地改变这种结果 ，金融市场发达 国家会从 FDI中获得更多的好处 ，即使在 回归 中纳入许多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性影响的控制变量也是一样的，而且 FDI的这种显著性作用在不 同的金融发展指标下都是稳健 的。如果 解释 变 量和被解 释 变量 之问 存 在双 向因果关系，利用一般的回归方法对变量进行 回归时会产生内生性问题 ，回归得到的估计结果是有偏的 ，为了避免这 个 问题 ，Jeannine N．Bailliu(2000)采用 广义 矩(GMM)估计方法实证研究 了金融发展 、私人资本流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该方法是基于模型实际参数满足的一些矩条件而形成的一种参数估计方法 ，是矩估计方法的一般化。他使用 1975—1995年 40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建立动态模型 ，模型设定为 y，ti-y i = +iby ，+VJj 31+Xi，呵t8+8Ji其 中 Y 为国家 i在 t时期实际人均 GDP的对数 ，仅i是未观察到的某个国家特有的影响因素 ，V是以(t—下，t)时期的初始值衡量的各增长决定因素行向量 ，x．_1 是以(t—下，t—1)期间的平均值衡量的各增长决定 因素行 向量 ，8 为随机误差项。因为 国家特有影响因素 o【i与实际人均 GDP初始值相关 ，所 以可以将上述模型变换为 y，i=tO-ti+￣y i+Vi，p+X．I1 +8'_I，其中 ，=1+ 。该模型不能满足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估计方法的某些假设 ，所以不能再使用这些估计方法 ，而广义矩估计方法允许随机误差项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 ，因此 ，使用普通最小二乘(OLS)或工具变量 (IV )估计方法时因内生性问题而产生的估计结果的偏误在 GMM方法中会得以避免。GMM估计方法主要分两步 第一步 ，对方程进行差分，以消除某些国家特有的影响因素 仅，得差分方程 y i—y，i =^y(yi， 一y，ti-20+(V，￣ 一V，i_t2T)31+(xi， 广x'il_t2)8+(8，it一8，i第二步 ，选择不同的矩条件和工具变量 ，然后对参数进行估计。实证结果表明 ，解释变量 的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并且符号和理论预期一致 ，银行部门的发展水平在资本流动促进经济增长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私人资本流人只有在银行部门达到一定 的发展水平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因为金融发展指标采用的是商业银行资产(BTOT)，所以计算出的结果是 ，只要 国内商业银行的资产 占银行总资产的 58％以上 ，净资本流动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大多数宏观经济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 ，因此使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估计可能会产生 “虚假 回归问题 ”，为此 ，Chee—Keong Choong，Zulkornain Yusop和 Siew—Choo Soo (2004) 运 用 Engel和 Grange(1987)、Johansen和 Juseilus(1988)提 出的协整理论比较分析了发达国家和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金融体系在“FDI引致 的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于考察中的大多数 国家而言 ，FDI与经济增长 的双变量协整检验表明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协整关系 ，但是纳入金融发展指标 (采用贷款额／GDP)之后 ，多变量协整检验却发现 ，所有国家的四个变量之间(GDP、FDI、金融发展及其交叉积项 )存在 1—2个协整向量，这说明，在 FDI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关系中，金融发展是一个至关重要 的决定因素。Grange因果检验也表明，在双变量模型中并不存在 FDI引致经济增长因果关 系的大多 数 国家 ，在 多变 量模型 中 却发 生 了显著性 的变化 ，这说明 ，FDI的经济增长效应取决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 ，而这种能力则又主要取决于国内金融部门的发展程度 ，FDI经济增长效应 为正 的条件是 ，东道国国内金融体系的发展应达到一个最低水平 ，只有这样 ，FDI流入所带来 的好处才能为东道国更有效率 的获得 ，在此基础上 ，金融体 系越发达 、健全 ，东道 国与 FDI有关 的吸 收能 力就 越大 ， 从而 FDI的技术 、效率 、管理等扩 散效应就越大 ，FDI就 越能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协整理论可以分析变量间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关系 ，但是它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变量之间具有相 同的 非零单整阶数 ，然而 ，在实际 中，我们经 常也会遇到单整阶数不同的时间序列 ，为了求得这样一些变量的协整关系 ，Pesaran(2001)提出的基于 自回归分布滞后 (ARDL)的边限协整检验(bound etsting to coin．tegration)可 以有 效地解 决这 个 问题。 与 多变 量协整 检验不同的是 ，该检验方法不要求变量具有相同单整 阶数 ，而且该方法还具有其他的一些优点 ：(1)适合于小样本 ，而双变量协整或多变量协整更适合于大样本 ；(2)无需进行单位根检验 ；(3)模 型的长期和 短期 参 数可 以 同时予 以估计 。Muhammad ArshadKhan(2007)就使用这种 方法实证研究 了巴基斯坦金融部门在 FDI与经济增长 中的作用 ，模型设定为 ALGDPG= 31o+31L1RGDPG 1+312LRFDLRPSC) +8△表示一 阶差分算子 ，s 为具有 白噪声过程且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项 。经济增长及其各个决定因素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可 以使用 F联合显著性检验 ，原假设 Ho：po=31 =pz=p，=p =ps=p =O表示变量之间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而备择假设 Hp。≠p ≠B：≠p，≠p ≠p ≠p ≠0表示变量之问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因为 F统计量的渐进分布不符合标准分布 ，所以 Pesaran给出了两组临界值(边 限值)一组假设所有的变量都是 I(0)，另外一组假设所有变量都是 I(1)，如果 F统计量 的值大于临界值 ，拒绝原假设 ，说明变量间存在协整关 系。一旦协整关系存在 ，就可 以利用赤池信息准则 (AIC)或施 瓦茨准则 (SC)选 择合理 的滞后期 ，进 而建立误 差修正模型 ，以寻求变量间的短期影响关系。检验结果表明 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通过 FDI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过程 中，国内金融部门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且金融体 系的发展 只有达到某一个最低水平时才能获得 FDI经济增长正效应 ，对于巴基斯坦而言长期和短期 的最低水平值分别为 11％和 13％，即巴基斯坦 的私人部 门信贷 占真实 GDP比重 只有超过11％和 13％时 ，FDI的长期和短期经济增 长正效应才会出 现。 总体而言 ，关于该领域的实证研究要多于理论研究 ，而且实证结论基本是一致的 ，都支持 了预定假设 ，即 FDI接受东道 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是 FDI经济增长效应的重要前定条件 ，发达、健全的国内金融体系能够积极推动 FDI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 ，使东道国可以在经济增长中获得 FDI正的贡献率 ，而欠发达 的国内金融体系的作用则恰好相反 ，FDI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小甚至为负。
四、简要评 述
理论 上 FDI对东道国经济会产生积极 的正效应 ，但是对于发展 中国家的经验研究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果 ，理论上的假设并未得到实证支持 ，主要原因在于 FDI效应(主要是技术溢出效应)受到东道国自身条件的约束 ，即东道 国的“吸收能力 ”，为此 众多学者探讨了 FDI的许多决定性因素 ，包括东道国的政策环境 、可用 的生产性资产 、人力资本水平基础设施 、制度 因素等 ，但是金融发展因素却始终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只是进人 21世纪 的近几年 ，以Alfaro为首的一些学者才开始在 FDI研究 中纳入金融因素，并且得出了一些基本的结论 。但是 ，相对于金融 理论 与实践 较为充实和丰富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则较少 ，关于金融发展与 FDI及其技术溢出效应的关联机制研究也较为零散。但毋庸置疑的是 ，金融发展已经成为东道国 FDI效应有效发挥 的核心要素 ，也是未来 FDI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新方向。对于中国而言 ，作为吸收 FDI的发展中大国，FDI的效应并未充分体现，因此如何加强 FDI的吸收能力 ，强化金融发展在 FDI经济增长效应 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